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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作为一个经济体,是经济学界最感兴趣的样本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日本经济已经和正在面临的很多世界性难题,其他经济体或早或晚都会遇到。比如通缩,比如老龄化,比如房地产泡沫破裂。早于其他经济体遇到这些难题,也就早于其他经济体试验各种解决方案,有成功者,有不成功者,有正在探索、成败尚难逆料者。
比如通缩,日本已治了二十多年,一直不见效。日本央行目前进行的货币政策试验,似乎有一丝解决通缩的希望。所以,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盯着日本,盼它成功。它成功了,通缩这一经济学的不治之症就有了治愈的先例和希望。
同时,可能或正在经历通缩的经济体,也可以从日本的20年里汲取教训,少走一点弯路。
从这个意义上,成也好,败也也,日本经济都为全世界默默地做了很多贡献。我们这些后起的经济体,要庆幸有日本这样的先行者、先驱。
在通缩、老龄化、泡沫破裂之外,日本可资后来者借鉴或警醒的还有农业。
从根本上,农业是一个主要取决于自然禀赋的产业,不同于制造业,不同于服务业,可以从零做起、白手起家。农业最主要的自然条件就是可耕地,而可耕地主要集中于平原。
我以前的一位老上级曾不无感慨地说,世界上最好的地方,都被白人占光了。他感慨的好地方,主要就是北美。地广人稀,一望无际的广袤平原,种田、放牧,皆可。
北美之外,也不是没有好地方。只不过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,这些好地方已经住满了人。
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农业文明由此分化为泾渭分明的两大类型。一是以北美为代表、地广人稀、可以任意施展的大农业;一是北美之外、地少人多、只能精耕细作的小农业。
这一格局至今未有质的变化。北美的大农业,因为工业化和后工业化,务农者越来越少、农户人均可耕面积越来越大,原本就得天独厚的大农业条件越发地优厚。化肥、种子、农药技术的进步、机械化的普及,以工业的方式做农业,产生的规模效益令大农业如虎添翼。美国农民占人口比例微乎其微,却不仅能养活整个美国,而可供给世界,尤其是中国、日本这样的“小农”经济。
北美之外,虽也在不同程度经历着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,务农人口呈递减之势,但除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外,大部分国家仍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业,小块、碎片,机械化有劲使不上。缺少规模,就没有规模效益,无法摊薄成本。小农与大农相比,此为主要劣势,其农产品价格因而缺少国际竞争力,必须依赖政府补贴或关税保护才能苟延。中国如此,印度如此,日本亦如此。
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今天,已经鲜有领域不改革、不开放,全球消费者也得以享受价低物美的各种产品和服务。但却有一个领域,开放最晚、门开得最小、开放的阻力最大。这就是农业。
农业贸易方面的角力,其实就是大农业与小农业的角力。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大陆农业,因竞争力强大,是农业自由贸易的主要推手。而小农经济,最典型如日本,还有中国、印度、欧盟,均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极力阻止来自大农业的农产品进口。
这些理由无外乎三。一是保护农民收入;二是保护粮食安全;三是保护乡土风貎。
这三个理由,也是所有国家农业政策的三个目标。以欧盟和日本为例。其第一目标,是保证农民收入不低于制造和服务业。具体到日本,是保证农民务农的收入不低于制造、建筑、运输等体力劳动较多行业的中小企业工资水平。
第二目标,是粮食安全。实现粮食安全,本来有两个正常途径。一是本国要有一定的粮食生产能力,二是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。一般的国家,很少有百分百依赖自已生产的,都是两条腿走路。不同在于,有的国家更重视自给。
危机感强的国家、对他国信任度差的国家,往往更重视自给,甚至把自给率设定得很高。我们国家的口号,是谷物基本自给,这指的是大米、小麦、玉米等。还有一句,是口粮绝对安全,这指的是南方人吃的大米、北方人吃的小麦,是绝对要靠自己的。
日本是一个岛国,自然资源贫瘠,危机感很强。所以,在二战前后很长一段时期内,粮食自足是国家的心病。与中国不同的是,日本人的口粮以大米为主,而中国更像是大米、小麦分庭抗礼。所以,日本长期追求的,是大米绝对安全。大米也由此成为日本农业的核心和农业政策的核心。
日本农业之所以是小农业,不仅因为地少人多,还因为在二战结束后,在美军主导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土地改革。这种土改,与我国将地主土地无偿征收、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不同,日本采取的是赎买政策,而且开价不低。日本的地主们尽管心里不情愿,但毕竟还有不菲的收入,再加上占领军的枪口,软的硬的一起上,只好从了。
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些地主,但地主们的运气不好。土改后不久,日本连续数年高通胀,将地主们手里的收入变成一堆废纸,真真的是赔了土地又折金。
占了大便宜的是分到土地的广大农户,尤其是借钱买地的农户。眼见得所欠债务随着通胀一路水涨船而不停地缩小,真是喜不自禁。
日本土改的原则十分简单:耕者有其田;有田者必须亲自耕种。自己耕种不了的,就必须卖掉。逼地主卖地,遵循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。
还有一个原则:均田地。每个农户拥有土地不得超过3公顷。
这次土改,原来还有一些大地主和规模经营的日本农业,彻底改为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业。
小块、零碎的小农业,并不一定就不能现代化。日本通过农业合作社的方式,将让小自耕农也能够享受到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机械化的便利,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。
比如,合作社可以统一采购化肥、农药、种子,这就比小自耕农自己去市场购买要便宜、经济。合作社将小自耕农生产的大米等农品包装成各种品牌、通过合作社的销售渠道销售,就比自耕农自找买家卖的价钱高一些。合作社还提供各种农业技术指导。
在农机方面,合作社可以租凭设备给小自耕农。有了合作社,小自耕农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自购农机,一方面节省了投入,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自购农机、利用率低而造成的浪费。
对自耕农来说,合作社还是最主要的融资来源。其重要性,就如同信用社之与中国农民。
从政策层面,合作社是日本农业政策最强大的游说者,可以代表数量众多但分散的小自耕农,从政府那里为自耕农争取最大的利益。
所以,在小自耕农为主的日本小农经济中,农业合作社是日本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助力。
当然,农业合作社不会白干。它每年向小自耕农收取的佣金也是很高的。日本有相当一部分小自耕农宁愿退出合作社,就是不堪忍受高昂的佣金。
农业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问题。但是,由于没有触动日本农业的小农实质和根本,无法实现规模经营,致使日本农业成本长期居高不下。
人多地少的国家,要降低农业成本,其实办法很简单: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,人均耕地面积就会越来越大,逐渐从小农业变为大农业。
中国目前就在朝这个方向转变。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,有条件以土地流转的方式,将土地集中到种粮大户手中,进行适度规模经营。初步估计,流转土地已占全国耕地总数的三分之一,进步还是很大的。
日本的情况与中国不同。它在城镇化的过程中,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,留在农村的土地却没有相应集中,依然是分散、小块。
之所以如此,有诸多原因。从法律、制度和政策上,日本对土地兼并和流转限制依然很严,有田者应亲耕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,对非农企业囤地投机十分警惕。
从土地拥有者的角度,既不愿意轻易出售土地,也又愿意轻易出租土地。因为土地一旦改变用途,用于房地产或商业,价值会一飞冲天,所以不愿轻易出售土地。而不愿轻易出租土地,则是因为日本重视保护租户的利益,土地一旦租出去,就很难收得回来。
成本既降不下来,小农业何以就能苟延至今呢?
以大米为例。作为粮食安全的主心骨,日本政府在大米问题上不算经济帐,只算政治帐,所以不惜成本地补贴。
早年的时候,日本与中国做法类似,对大米采取统购统销、统一定价。
但那个时候的中国,为了确保工业和城市,只好牺牲农业、农村和农民,低价收购农产品,低价出售给城市。
日本的做法与中国不同。它的农业政策要首先保证农民的收入不低于制造业。所以,在收购农产品的时候,价格定得很高,以确保农民收入不亚于工人。而在出售农产品的时候,又将价格压得很价,以免伤及城市中低收入居民。
这种高买低卖的做法,对农民有利,对城市有利,但政府吃亏。政府用这种埋单的做法,保护农民生产大米的积极性,提高大米的自给率。
这种政策的后果就是,农民全力生产,大米过剩,政府财政负担加重。
日本政府后来陆续采取了一些大的改革措施。比如“减反”。由政府或农业合作社根据市场的大米需求量,确定相应的大米生产量,鼓励农民按这个量生产。多出来的稻田,可以休耕,也可以轮作,政府提供相应的补贴。
这个减反的政策,从1970年起实行至今。从原理上,与OPEC限产保价的思路是一样的。日本希望通过鼓励稻田休耕或轮作其他作物,减少大米的生产量,从而保护大米的价格。
如果稻农愿意将部分稻田休耕或轮作,政府除提供补贴外,还以某种方式向该稻农提供米价波动补贴,尽量减少稻农在米价下跌时候的损失。
限产保价、差额补贴,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为确保大米自足、保护大米价格所采取的主要措施,也是日本小农经济得以苟延至今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问题是,如果农民没了,日本农业也就走到了尽头,随着农民的消亡而自然消亡。
这就是日本农业目前的末路困境。
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,而日本农民则这个老龄化国家中最老龄化的一个群体,平均年龄接近70岁。
也就是说,最悲观的估计,再过5-10年,日本农业将基本不再有劳动力。因为,75-80岁的老人,即使是最简单的农活,也捡不起来了。
日本农业的危机感,不是来自于美国等大农业国家的压力,不是来自于财政补贴的压力,而是来自于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力:老去。
唯一的办法,就是把小农办成农场,办成企业。这不仅可以做出规模效益,降低农业成本,增强农业的全球竞争力,更是因为只有办成企业,才能吸引年轻人进入农业领域。
传统的小农经济,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近乎于零。
日本目前的农业改革,就是沿着这个方向。补贴依然在,但已经不是惠及小农的普惠式补贴,而是重点用于鼓励4公顷以上的“大户”和20公顷以上的生产合作社。